明代椅、榻坐起來舒服嗎?

紅木文化|王博2019-12-23
關鍵字明式家具
閱讀:426587
             (紅木與生活公眾號訊):臺灣著名學者吳美鳳女士,是古典家具研究專家。她的《明代宮廷家具史》由故宮出版社收入《明代宮廷史研究叢書》中。在中國明式家具研究會成立會(點擊了解詳情)即將召開之際,承北京故宮博物院宮廷家具研究專家胡德生先生推薦,本公眾號擇其一章發表,以饗讀者。

            自從20世紀80年代王世襄先生將“明至清前期材美工良、造型優美”的家具定名為“明式家具”,并在港臺兩地先后出版了《明式家珍賞》、《明式家具研究》等專著后,一時間仿佛喚醒了中國人封塵的記憶,也開啟了全世界古董家具收藏的新領域。先不論“明式家具”與明代家具或明代宮廷家具的關系,這“明式家具”開始在有名的英國倫敦蘇富比(Sotheby’s)或美國紐約佳士得(Christie’s)的拍賣場上大放異彩,全世界的古物收藏家遂競相在其收藏上添上一筆,講究生活品位的人也忙著穿梭于古董家具店,將自家的客廳或書房中擺上一兩件“明式家具”中的坐榻或椅具等。然而,“明式家具”或明代家具中的椅、榻等,坐起來舒服嗎?


▲《明代宮廷家具史》封面


            西方世界在十五六世紀的文藝復興時期,著名的畫家達文西(Leonardo de vinci)創作了至今仍流傳不輟的人體黃金比例圖,顯示人體軀干、四肢與頭的完美比例。數百年以來,哲學家、數學家、藝術家與理論家等,不斷地對人體尺度進行研究,也累積了大量人體測量的數據。經過不斷地分析、研究與整理后,于19世紀下半葉產生了“人體測量學”的新學科,并有專書問世。不過,這些研究大多從美學的角度出發去探討人體的比例關系。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的20世紀40年代,為了應一些軍事設施與航空工業的需求,企圖使人與環境、空間或設施產生有效率與充分的利用,人體測量學逐漸運用于實際的生活環境中,并從而引起建筑師與室內設計師的重視,將之運用到整個建筑和室內外的環境設計中,重新審視室內家具的尺寸與環境空間的調適,其中人體與座椅之間的關系尤其備受矚目。在人體坐著時的視覺區域和視線范圍所及之視聽空間下,考慮其功能、造型與舒適性,分出高級人員用椅、秘書椅、一般用椅、制圖椅和長靠背椅等,并定出關鍵尺寸,包括座高、座深、座寬(分坐面與包含兩側扶手后之總寬)、座面傾斜度和靠背之傾斜度,扶手的高度和長度,與兩人座以上合理舒適的空間間隔等等。



▲線繪尺寸圖,高級人員用椅,側面、平面

            雖然上述椅具名目各自有別,但有些尺寸卻是大同小異,現試以所制作的高級人員用椅線繪尺寸圖為例,與艾克教授所繪制的明代太師椅(圈椅)與靠背椅互相對照——前者是明代位高權重者所使用,后者則是現代社會一般常見椅具。



現代高級人員用椅與明太師椅、扶手椅尺寸比較圖
▲現代高級人員用椅與明太師椅、扶手椅尺寸比較


            由以上數據顯示,明代太師椅的座面高度比現代椅具高出很多,可能永遠需要一只至少10~15厘米以上高度的腳踏擱在座前,否則雙腳會懸空。其座深與后者的平均最高數據還要深入近3厘米,使用時可能要刻意將下半身挪向后方,背脊方能貼近背板。其座寬又比現代高級人員坐椅的尺寸要大,甚至比后者多出10余厘米,扶手又是從椅背順勢向前彎曲而下的斜度,就座時雙肘可能要向上提舉,并向外橫開外橫開方能搭上扶手,如此上半身的姿勢無法持久,必須尋求下半身的支撐,因此落在腳踏上的雙腳就必須呈八字步大開以求得肢體上下的平衡。檢視明仁宗、明神宗等以圈椅為寶座的朝服坐像,正好都是這種正襟危坐、八步大叉的姿勢。再者,其靠背向后的傾斜度為105°,與現代坐椅大抵相似,但是后者加上座面稍為向后傾斜至少5°之后成為110°,與太師椅的傾斜度差距成為10°。雖然太師椅藤心編織的彈性會使座面會產生3~5°的坐傾角,但也因編織藤心彈性的不確定性,若產生的坐傾角是向前傾斜的話,可能會使靠背原有的105°向后傾斜度拉正為垂直的90°,如此正負相加,與現代高級人員的理想椅具相差10°。而根據現代人體尺度與空間研究,人的軀干與大腿間構成的角度應不小于105°,否則會讓人覺得不舒服。同時,椅具的扶手應有軟墊,并與座面平行,而且座面的前緣應做圓滑的處理,以避免硌痛。

            再檢視明代靠背椅的尺寸,其座寬、坐深都在現代高級人員坐椅理想尺寸之內,座高、靠背高度和太師椅一樣,都遠高于現代坐椅,但由于其靠背與坐面之間為0°的后傾度,即90°直角,完全沒有向后傾斜的設計,使用者自腰部以上的背脊被追必須挺直,也就是隨時要保持正襟危坐的姿勢。但是由于靠背板在約20厘米的高度開始向后傾斜,雖然也只有大約5°左右,卻使得挺直的胸背須再向后方挪動才能貼到背板。如果覺得吃力,只能選擇舍棄靠背板,繼續保持正坐,無法改變成任何輕松的姿勢。若加上編織藤心座面彈性的不確定性,很難想象坐于其上的舒適感或持久性。

 

▲明 崇禎填漆戧金龍紋羅漢床

高85厘米,長183.5厘米,寬89.5厘米(故宮博物院藏)


            此外,與明代的榻或羅漢床有類似形制的現代長靠背椅,不論其座深,僅討論其長度的話,分為使用者能自由閱讀或在身旁略置一點私人對象的“低密度布置”以及相鄰的人緊湊就座的“高密度布置兩種情況。則前者一個人的理想空間距離是762厘米,后者至少有61厘米。觀察故宮博物院的清宮舊藏,有“大明崇禎辛未年制”楷書款的“填漆戧金龍紋羅漢床”,長度為1835厘米,以“低密度布置”使用,有2.5人可坐。若以“高密度布置”使用的話,則供3人擠在一起。當然,此“填漆戧金龍紋羅漢床”應為晚明宮內崇禎皇帝或皇族成員使用,而且多為一人獨坐,不會有寬松或擁擠的問題。若今人模仿其尺寸成造,并將之設定為室內多人共坐的話,若非在榻的中間置短幾以隔成左右兩人之用,則在實際生活的使用人數上會有一點無所適從的感覺。

            誠然,以上現代高級人員坐椅或長條靠背椅之數據僅供參考,但若以現代椅具的基本要求是舒適與放松的考慮來看,以今鑒古,太師椅之存在,其形制與尺寸在彰顯使用者之尊貴身份與地位的意義遠高于實用功能,扶手椅的設計則隨時在提醒使用者腰背挺直,坐之以禮。換言之,以今人的眼光看來,太師椅和扶手椅子宋代興起以來至明代盛行不墜,明代宮廷內也見使用,其實是充滿禮儀上的象征意涵,使用者的舒適與否,是否舒適,能否放松而得到休息,并非首要考慮。如此看來,假定中國人的人體生理結構三百年來無多大改變的話,作為現代的高級人員,其坐具無疑要比明代有身份、有地位,比能坐上太師椅的高級官員,甚至是一統天下的皇帝要舒服很多。


            艾克教授在其專著中探討自上古到明代時期中國家具的發展,發現明代人的居家生活,即使是最隱秘的臥房,其室內家具的陳設,“dignity”(威嚴、身份或體面)的參酌是凌駕于“comfort”(舒適)的考慮。雖然其論述的目標是明人室內家具的陳設,但其結論卻正與上述明代太師椅、扶手椅等尺寸之探討所得殊途同歸,不謀而合。

分享:

木作視界
木作七千年
木作中華手機臺